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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牍往事 长罗侯出使西域

这是元康五年正月(公元前61年1月至2月间),悬泉置接待长罗侯随行人员的一份流水账单,记录了人员人数和开销招待情况。

长罗侯使团在途经歇住期间食用了酒、牛肉、羊肉、鱼肉、米、豉、酱等,使团人员身份有长吏、军候丞、司马、斥候、罪徒等。

此时悬泉置主官是啬夫弘,他主持操办了这次384人的大型接待活动。这384人中,有军候以下各类官员和戍卒84人,还有施刑士300人。

这份出自敦煌悬泉置遗址的珍贵册书为元康五年(公元前61年)长罗侯常惠出使乌孙时,悬泉置招待其路过军吏的费用记录。

该册书的出土,不仅为研究悬泉置的功能和经费物品的收支情况提供了第一手资料,更重要的是为研究西汉王朝与西域关系,尤其是同乌孙的关系提供了重要资料,可补传世史籍之阙载。现藏甘肃简牍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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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武牧羊这个典故大家耳熟能详,人们只知道苏武牧羊19年,持汉节不失。而世人不知道的是,与苏武一起被囚禁了19载的还有一位历史人物——长罗侯常惠。他的活动经历了西汉武帝、昭帝、宣帝和元帝四个时期,常惠是西汉时期著名的外交家,他一生的功绩在西域,《汉书》有传。

常惠,祖籍山西太原。“少时家贫,自奋应募,随栘中监苏武使匈奴并见拘留十余年,昭帝时乃还。”常惠虽出身贫寒,但志向远大。苏武所带的使团被匈奴抓获之后,使团其他人均屈服了,仅苏武和常惠被匈奴看押了19年。直到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派使者再到匈奴,要求释放苏武,但此时的匈奴壶衍鞮单于告诉汉使:苏武早就死了。在关键时刻常惠通过看守他的匈奴人,教给了汉使索要苏武的密计。公元前81年常惠才得以返回长安,“汉嘉其勤劳,拜为光禄大夫”。被匈奴看押的日子里,常惠吃尽了苦头,但也对匈奴内部的情况有了一个比较全面而深入的认知,这为其日后处理汉与西域诸国外交事务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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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74年,乌孙受到匈奴和车师的联军攻击。面对匈奴大军压境,解忧公主上书求汉朝出兵救乌孙。当这封信到达长安时,恰逢昭帝驾崩,汉朝无暇西顾乌孙。汉宣帝继位后并未贸然出兵,而是决定先选派使节前往乌孙了解相关情况。他想到了熟识匈奴及西域诸国情形的常惠。

本始二年(公元前72年),常惠第一次出使西域。一别几十年,曾经无忧无虑的常惠、解忧公主都已饱经岁月,并且每个人的肩上都担着重重的国家使命。来不及细细道说这些年彼此的故事,常惠、解忧公主及乌孙首领开始商讨对付匈奴的对策。乌孙首领翁归靡迫切表达了发动国内精兵五万,与汉朝共同打击匈奴的愿望。汉朝在调兵遣将的同时,封常惠“校尉”头衔,令其“持节护乌孙兵”。

公元前71年,汉宣帝下达了对匈奴的攻击命令。常惠到乌孙了解了局势后,立即派人返回汉廷,请求汉宣帝紧急发兵。于是,十五万骑兵兵分五路向西奔去。常惠在此过程中率领五万乌孙军队从西边出击匈奴。匈奴得知汉廷大规模发兵后,紧急向西逃窜,恰巧中了常惠的埋伏。因匈奴提前逃遁,西进的五路大军无功而返,而常惠担任参谋长协调指挥的乌孙五万骑兵却大获全胜。这次军事合作,标志着汉朝终于实现了自汉武帝以来在西域寻求同盟“断匈奴右臂”的夙愿。这次战役之后,常惠因功被封为长罗侯。

公元前70年,已受封“长罗侯”的常惠受命第二次出使西域。汉朝此次交代给常惠的使命是——“持金币还赐乌孙贵人有功者”。此行有两个目的:一是奖赏乌孙征伐匈奴的攻击;二是进一步巩固汉乌双方抗击匈奴的联盟。

临行前,常惠向汉宣帝提及昭帝时期,西域龟兹王下令偷袭并杀死了汉王朝派往轮台进行屯田的校尉赖丹,并驱赶汉王朝派出的屯田士兵。常惠建议现可借助汉朝在西域的势力,让龟兹为杀死汉王朝屯田官员付出代价。但汉宣帝不想扩大事端,便拒绝了常惠的请求。大将军霍光传话暗示常惠“可便宜行事”,常惠心领神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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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惠带着一支五百人规模的精锐部队到达乌孙。在封赏后,他将自己伐龟兹的计划向解忧公主和盘托出。解忧公主被常惠的胆识所打动,她不仅说服了乌孙王派兵参与此次军事行动,而且派使者前往西域诸国商讨借兵事宜。虽遭到了汉宣帝的拒绝,但“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常惠在从乌孙返回长安的途中,带领结盟的西域各国及乌孙数万人马讨伐龟兹。结果兵不血刃,龟兹王为当年的行为道歉并惩处了杀害赖丹的凶手。虽然常惠有违君令,但为汉王朝一雪前耻。因此,汉宣帝也并没有惩罚他。

公元前66年,驻扎在渠犁的郑吉派遣吏卒300人前往车师屯田。匈奴认为车师土地肥美发兵侵袭,汉军因寡不敌众被迫退入车师城内。汉朝决定停止在车师屯田,为使郑吉能顺利从车师撤出,宣帝派常惠前往解救。

公元前64年,常惠第四次受命前往西域。他率军解救了被匈奴围困在车师的汉侍郎郑吉以及其手下的一千多名屯田士卒,而且还带回了乌孙首领翁归靡的书函。提出要立解忧公主的儿子元贵靡为王储,并请求以马、骡各千匹为聘,为元贵靡迎娶汉公主。

公元前61年正月,常惠第五次出使西域。其使命是史书所记载的“至乌孙先迎娶聘”。这次出使西域时的随行情况在《过长罗侯费用簿》中有所反映,此次随行人员多达四百余人。十月长罗侯从乌孙返回。一起回到长安的还有一支由三百人组成的迎亲使团,从乌孙首领到太子、左右都尉、大将等高级官员,都分别派遣了使者。这次乌孙派往汉朝的使团规模大、规格高。

汉宣帝对此次汉乌和亲作了细致的准备,选解忧公主的侄女刘相夫作为和亲公主,在上林苑置官属侍御百余人,对相夫进行远嫁前的婚前培训。因相夫此时年幼,所以史书称之为“少主”。而护送少主的任务自然也就是落在了常惠的身上。公元前60年常惠等人护送少主至敦煌时,却得知翁归靡逝世了,乌孙贵族未立汉的外孙元贵靡为昆弥,而立了匈奴的外孙泥靡。面对这一突变,常惠当即上书朝廷将少主相夫留在敦煌,他自己率一干人马驰至乌孙追查问责,等改变现状后再来迎接公主,但朝廷认为没有必要强送公主,议决征少主还朝。这一年苏武去世后,常惠接替他的典属国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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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53年,翁归靡之子乌就屠趁乱杀泥靡自立为大昆弥。因为乌就屠有匈奴人血统,面对泥靡的前车之鉴,汉朝立马派破羌将军辛武贤率兵一万五千人在敦煌境内,随时准备出征。在这样的情况下,常惠第七次前往乌孙。作为正使的常惠来到赤谷城,将汉朝的册封和印绶颁发给元贵靡和乌就屠。至此,乌孙分裂为大昆弥和小昆弥。

虽之前汉朝册立了大小昆弥,但对于地界和属民却没有详细的划分。为解决这些遗留的问题,公元前52年常惠再次前往乌孙。《汉书·西域传》中记载:“汉复遣长罗侯惠将三校屯赤谷,因为分别其人民地界。”在常惠的斡旋下,解忧公主的子孙世代成为乌孙王,乌孙也正式成为汉朝的属国。常惠在屯戍赤谷城期间,始终和汉朝保持着沟通。就在此时赵充国去世了,常惠被宣帝急召回长安代替赵充国成为右将军,并继续兼任典属国之职。

公元前51年,解忧公主落叶归根回到长安。公元前49年,曾经为中国西部边疆呕心沥血的解忧公主终老长安。又过了两年,长罗侯常惠也在长安去世。解忧公主和常惠的回归,表明汉朝经营乌孙的目标已经基本实现了。

从本始二年(公元前72年)至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常惠在这21年的时间内七次出使西域。正如学者所言,自神爵二年至甘露三年,乌孙完成了自汉之盟国变为汉之属国的过程。这一目标的实现与常惠等人一生致力于挫匈奴、伐龟兹、平定西域的各种努力是分不开的。

(本文作者为甘肃简牍博物馆馆员 马丽)

【兰山论简】汉简中的汉代置所邮驿功能

随着西北地区汉简的大量出土,西北地区邮路管理机构的运行模式逐渐清晰。特别是以“悬泉汉简”出土地“悬泉置”为代表的“置”机构,成为我们了解汉代地方,尤其是西北地方邮驿机构的重要线索。关于“置”最早的设立状况,详细情况已不可考,但在战国时期应已出现。《孟子·公孙丑》引孔子之言曰:“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这里的“置邮”便是最早的“置”。根据其名称也可看出,其设立之初的功能便与邮递相关。

在已出土汉简中,存在着大量邮书刺(即传递邮书过程的实录文书),如“悬泉汉简”中的记录。在邮件传输管理方面,基层邮驿机构有着严格的记录制度。目前看到的在悬泉地区出土的邮书刺,大多是邮书到达悬泉置后的留档记载。在这类简牍中,记载了信件发出的形式以及信件传递的过程性内容。如文书的形式:板檄、合檄等。同时,由于西北河西走廊独特的地理环境,敦煌一带的主要邮路沿水源呈东西方向,所以在邮书刺上也标明“入西书”“出东书”等信件来往方向的信息。记载中还包含邮书到达的时间以及负责接洽的工作人员,以便保证邮书传递的效率和文书的安全。

除文书传递之外,悬泉汉简中出现了大量“传舍”主题的简牍。《战国策·魏策四》:“令鼻之入秦之传舍,舍不足以舍之。”“传舍”的最初设立,类似于现代的政府招待所,为公务人员食宿之地,以满足中原与西域往来人员的长时间旅程。同时,“传舍”也提供迎来送往之功能。从制度上考量,敦煌地区的“传舍”从名称上不依附于“置所”,名为“悬泉传舍”“鱼离传舍”“遮要传舍”等;但从实际功用上,与“置”的功能又部分重合,都属于“驿”的食宿功用。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传舍”逐渐在简牍记载中消失,疑似与“置所”逐渐合并。

从悬泉汉简中的文字中可以看到,在迎来送往公务人员中,有的是以悬泉置厩的名义,有的机构为“传舍”,这一点也从侧面印证了“传舍”与“置”的功能重合。一般而言,来往于河西走廊丝绸之路的人多持名刺(相对于通行证件),在路过置所时出示以获得相应规格的接洽。但有律令文同样展示了无名刺时的事宜,在无名刺时也可有适当的接洽。

西北各置所由于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处于中原与西域的要道之上,面对对象不仅仅是国内的官员使者,更有接纳服务国外使臣的责任,可以说西北诸置承担着部分外交的职能。如简牍中,有记载了龟兹王使团到访时的接待规格。对舍内的布置、帷帐的颜色都有着详细的要求。

除上文所写悬泉置所具有的邮传、驿传以及外交等功能外,悬泉置中大量出土的名籍简与物资出入简可以看到,悬泉置的功能非常广泛,所涉人口与物资数量也较多。大量的信息也反映了汉代丝绸之路的繁荣与西北地区基层机构治理的成效有着密切的联系。

(本文作者系兰州大学文学院2020级古文字学强基班学员 陈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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