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简牍之西域往事：折垣王献狮记

□马丽

《折垣王献狮记》是1990年出土于敦煌悬泉置遗址的一枚木简。简文作“其一只以食折垣王一人师使者，□只以食钩盾使者迎师子，□以食使者弋君。”简中的“折垣”之国在史籍中未有记载，属汉时西域国名无疑。“师子”即“狮子”;“师使者”可能指折垣王遣送师子的使者；“钩盾”是少府属官。这枚汉简记录了西域折垣王派使者献狮子，汉朝派钩盾使者前往迎接的故事。

木简中的故事

史书中仅有东汉时期西域诸国献狮子的记载，而这枚简证明西域诸国献狮子早在西汉后期就开始了。该简文为研究悬泉置的传舍制度、汉代西域诸国献畜的管理、西汉王朝与西域关系，以及丝路沿线东西文化交流史提供了重要资料。

这枚简记载的是折垣王派遣使者向汉朝贡献狮子，汉朝派遣少府属吏钩盾使者前往迎接。该汉简是西域国家向汉廷贡献狮子的记载，极为珍贵。狮子，古代波斯语音译，中国古代文献中常写作“师子”。中国不产狮子，狮子曾分布欧、亚、非三洲大多数地区，历代学者都认为中国早期的狮子多来自西域。郭璞注《尔雅》曰：“（狻麑）即师子也，出西域。”明李时珍曰：“狮子出西域诸国。”张骞的两次出使西域使得西汉人了解到中亚的政治形势、民族分布等概况。张骞在《史记·大宛列传》中对乌弋山离的记载，但并没有提到产狮子。在此之后，陆续有其他使节到过乌弋山离，才了解到该地产狮子。在我国历代文献中，关于狮子的明确记录，最早的见于《汉书·西域传》：“乌弋地暑热莽平，其草木、畜产、五谷、果菜、食饮、宫室、市列、钱货、兵器、金珠之属皆与罽宾同，而有桃拔、师子、犀牛。”综合研究推测此简年代在公元前48—前13年之间，“折垣”或即史籍中称作“乌弋山离”的塞人国家，是南迁的塞人在原属安息的地界建立的王国。

贡狮记载

从甘肃出土的汉简内容来看，以献畜为职责的西域使团入关后，需要接受敦煌郡有关部门(玉门关、阳关)的清点和沿途接待厩置官吏的查验登记。沿途厩置对献畜进行登记、校验，逐级上报。像橐他、驴等一般的献畜，可能由昆蹏官等中央设在河西的厩苑评估收纳。狮子、大宛马等罕见的奉献物，则由安置地派出专使来迎接，最终安置于长安近苑。

进贡的狮子一般在皇宫饲养，供帝王和贵族观赏。此外《三辅黄图》中提及汉长安城奇华殿附近兽圈内有狮子与大鸟：“奇华殿，在建章宫旁，四海夷狄器服珍宝，火浣布、切玉刀，巨象、大雀、师子、宫马，充塞其中。”这说明在武帝时期狮已经来到中原，成为皇家园林专门饲养的一种珍奇动物。安置在长安近苑，以便于帝王将相、达官贵人和四夷之客玩赏。

虽然西汉时就有产狮地及狮子的记载，但有记载的贡狮却是始于东汉时期，该时期的贡狮共有四次。东汉章帝章和元年（87年）年底，“西域长史班超击莎车，大破之。月氏国遣使献扶拔、师子。”这是有记载的第一次贡狮。章帝章和二年（88年）二月，汉章帝去世，汉和帝继位，这年年底，“安息国遣使献师子、扶拔。”和帝永元十三年（101年），“冬十一月，安息国遣使献师子及条枝大爵。”东汉的最后一次贡狮在汉顺帝阳嘉二年（133年），“疏勒国献师子、封牛。”疏勒在今新疆地区，并不产狮子，其所贡之狮也有可能从邻近的中亚得来。

关于师子和狮子的说法

虽然是在张骞通西域之后，西域诸国才开始贡狮。但国人对狮子形象的认识，早在先秦就有了。狮子在中国古代文献中称“狻猊”“狻麑”“师子”等，狮子在先秦文献中称作“狻猊”。《穆天子传》记载：“名兽使足□走千里，狻猊□野马走五百里。”郭璞注：“狻猊，师子，亦食虎豹。”狻猊是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龙生九子之一（一说是第五子，另说是第八子）。形如狮，喜烟好坐，所以形象一般出现在香炉上，随之吞烟吐雾。《尔雅》只记载狻猊，未见师子，可知西汉初年师子一词尚未传入中国，也可得知悬泉置出土的狮子简时代较晚。《汉书》记载贡狮为师子。但是同时期的《说文解字》中的“师”字无“师子”的意思，可见师子一词虽已传入但还未普及。根据《后汉书》记载东汉四次贡狮，都以“师子”记载。可见，最迟到东汉末，师子一词开始取代狻猊（麑）成为最普遍的名称。

师子在宋以前包括宋代史料中经常使用，可以肯定的是“师子”是当时正式场合使用的较为书面的狮子称谓。

虽然通过入贡获得的狮子数量并不多，但影响深远。汉元帝的渭陵寝殿遗址出土了一批玉兽，其中有两件带翼龙角的玉狮，具有典型的中原文化的特征。所以说至少在西汉晚期已经出现了狮子的艺术品。

据《汉书·礼乐志》记载，汉时朝贺置酒为乐，“常从象人四人”，三国魏国人孟康解释象人“象人，若今戏虾鱼师子者也。”即扮演鱼、虾、狮子进行表演的艺人，这里的戏师子可能就是最早的狮子舞。可知在汉代至迟三国时可能已有装扮成狮子的表演。

狮文化的兴盛

狮子和佛教基本同时传入中国。随着佛教的传入，特别是佛教文化的盛行，对狮子的崇尚逐渐发展成为一种独立于佛教文化的中国狮子文化。汉时一些官宦之家及宫廷的四门、里坊门前都立有石狮。至唐时宫门四面列置的石狮已不止一对。唐代绘画作品也有狮子图像，如隋曹不兴《夷子蛮兽样》、唐裴孝源《贞观公私画史》、张萱绘《拂菻图》、周昉绘《拂菻图》和《蛮夷执贡图》都有狮子的形象。直至后期，达官显贵之家门前的石狮数量和造型都有严格的要求。居门右侧的是雄狮，雄狮左前爪下踏一只球，雄狮脚下的球既是权力又是统一寰宇的象征，俗称“狮子滚绣球”。居门左侧的是雌狮，雌狮右前爪下踏着一只小狮子，雌狮脚下的小狮则象征子嗣昌盛，俗称“太师少师”。此外，石狮头上的发髻（疙瘩卷）也有严格的规定。最高级别的皇室石狮头上有45个疙瘩，代表皇帝的九五之尊。一品官员的府邸门前的石狮头上有13个疙瘩，每低一级少一个，七品以下官员门口不得使用石狮。

汉代丝绸之路开辟后，西域国家不断有狮子入贡中国。伴随着狮子传入中国，罕见的狮子形象引起国人的兴趣，出现了不同类型的狮形艺术品。随着佛教文化的盛行，狮子从宗教文化中脱离出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狮文化。狮子也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

（本文作者系甘肃简牍博物馆馆员）

■兰山论简

拓荒汉简研究的功臣：王国维

□王瑞霖

二十世纪初，震惊中外学术界的“敦煌汉简”首经发掘，但这笔“功绩”却永远地记在了英国人斯坦因的功劳簿上。1913年前后，斯坦因将他在敦煌西北古长城废墟发现的汉简千枚以及其他古简帛书交由沙畹考释，遂有《斯坦因所得汉晋木简文字考释》一书。

“敦煌汉简”地宝甫一面世，便为异邦学者所获取、研究，当时中国考古学人所受到的刺激可想而知。

但亡羊补牢，犹未为晚。学识卓越、目光如炬的王国维堪称中国简牍学研究的先驱。当他与罗振玉共同研读沙氏所寄予的《考释》一书时，便敏锐地觉察到了这批汉简的重大学术价值。于是握椠操觚、心系缀简，补古史于经籍、启新学于流沙。在与罗氏分端考订、潜心钻研匝月之后，中国简牍学的开山之作《流沙缀简》便问世了。

王国维虽未见到实物，但凭借着卓荦不群的国学修养，依旧做出了举世瞩目的学术成果。他在《致缪荃孙》中写道：

此事关系汉代史事极大，并现存之汉碑数十通亦不足以比之。东人不知，乃惜其中少古书，岂知纪史籍所不纪之事，更比古书为可贵乎。考释虽草草具稿，自谓于地理上裨益最多，其余关乎制度名物者亦颇有创获。

这批汉简多为屯戍士卒的簿籍文书，是研究古烽候地理的一手史料，王氏的惊喜之情可谓洋溢于字里行间。而“裨益最多”“颇有创获”亦绝非虚美自夸之辞，《流沙缀简》对于遗址性质、汉代长城走向、中外交通以及文书制度等方面的见解至今仍有很高的参考价值，这是简牍学界所共知的。

王国维的可贵之处还在于关注到了简牍的独立价值，而不局限于与古书相参证。诚如他在书信中所说：“岂知纪史籍所不纪之事，更比古书为可贵乎。”如果说《流沙缀简》中戍卒的日常文书是被历史所遗忘的角落，那么，与此书相为表里的《简牍检署考》可谓填补了“典籍们”语焉不详的遗憾。古人著述的载体是简册，可其形制究竟如何？历来学者争论不休、未定一尊。王国维《简牍检署考》的重要价值便在于根据简牍这一新材料，初步阐明了我国古代的简册制度。正如李学勤先生所称赞的：“王国维先生在1912年，以大半年时间，四易其稿，著成《简牍检署考》一卷，主要依据新发现简牍实物与文献记述，互相印证，创获甚多，妙义纷呈。”而王氏对于简牍制度的考察又何尝不是今日“简牍学”的先声呢？王国维不愧是走在时代前沿的学术大师。

时至今日，简牍学可谓一门显学。回顾历史，我们不能不感念前贤的筚路蓝缕之功。鲁迅先生曾这样激赏王国维：“中国有一部《流沙缀简》，印了将有十年了。要谈国学，那才可以算一种研究国学的书。开首有一篇长序，是王国维先生做的，要谈国学，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诚然，研究经史子集是国学，但挽坠简于流沙、补旧史所未及更是国学。王国维先生拓荒于敦煌汉简研究，不仅是汉简之功臣，也是开一代学术风气之功臣。

（本文作者系兰州大学文学院古文字学强基班学生）